专家预判2014年中国经济
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分别达到7.7%、7.5%和7.8%，考虑到四季度的实际表现，可以说完成年初制定的预期目标已无悬念。
尽管这一速度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平均水平显得偏低，但环顾全球，7%以上的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领先。
需要提及的是，这一速度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产能过剩依然严重、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等“内忧”，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外部市场不断萎缩、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等“外患”的双重压力。
为筹谋更长远的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改革的总体部署，改变唯GDP论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放眼2014年，能否按照既定的改革蓝图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国经济又将何去何从？《t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多位知名专家，梳理预判新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受访专家名单：(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波：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
王 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柏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聂高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文/《t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王仁贵 李绍飞 实习生焦思宇
经济增长具备诸多积极因素
《t望》：12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复杂严峻局面。但同时也强调，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具有不少新的有力支撑和难得机遇。那么，当前经济运行中究竟存在哪些积极因素？
王文波：一是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的阶段，这是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最大基本面。未来，新型城镇化有望在改革深化的情况下明显加快，特别是一些农民工将会以新市民的姿态重新进入城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不同类型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商品，直接推动服务经济部门的增长。工业化信息化高度融合，将会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较为成熟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将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二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特别是随着关于加快铁路建设、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信息消费、城市基础设施及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和配套政策措施的逐步出台落实，相关项目建设将直接形成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点。与此同时，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的多项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三是企业预期和信心改善有利于企业生产和投资的基本稳定。新一届政府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更加注重改革转型的发展理念充分汇聚了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社会预期趋于稳定，发展信心趋于增强。
四是企业在政府引导下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三季度以来，地方政府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调结构的动力，利用市场倒逼机制，积极引导和扶持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在市场的压力下，不少企业主动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
张立群：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一阶段存在的突出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这一阶段，不存在市场需求增长潜力的枯竭，也就是说内需增长潜力很大。
其次，技术、人才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条件比较充分。尤其是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与国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技术供给能力，促使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尽管发生了危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条件。相反，新一轮世界格局的调整可能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契机，这对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带来了机遇。
聂高民：最大的利好是对改革部署的落实。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国务院就立即召开了抓落实的会议，检查今年的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且还分了类，大致上包括：已经完成的、正在进行的、还未推行的，这是在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此外，国家还计划成立专门负责改革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以确保改革措施的落实和推进。
王文波：此外，明年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是服务业有望加快发展。预期社会对金融服务业和教育、医疗卫生等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将会快速增加，现代电子技术、物流技术等带来的购物模式的变化也将促使网络购物及其相关新兴服务业的高速增长。
二是借助于政治周期，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可能性大。2013年，各地纷纷制定了比较高的发展目标，但囿于主客观原因，完成情况不甚理想。而2014年作为十八大召开之后的第二年和“十二五”规划的第四年，各地会集中更多的资源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投资规模将会扩大，增速也有可能呈加快态势。
三是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尽管上海自由贸易区偏居华东一隅，但其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不可低估，不仅可以提振信心，更可以在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下带动部分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从而带来相应的增长。
经济追求合理增长
《t望》：从目前公布的多方预测来看，一些观点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比今年进一步回落，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一来，改革将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影响尤为突出。
二来，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定之后已引发社会大讨论，引发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不同群体对于三中全会决定的不同解读仍然有一个向共识聚集的过程。
三来，改革在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较为明显，而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也会有一个过程。
此外，2014年也是世界经济步入“宏观政策逐步常态化、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调整与大过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将标志着全球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超常的危机管理政策将向常规化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在经济疲软中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将全面启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步入关键的深化期。这将导致在短期内，世界经济必定受制于宏观政策常态化、结构性改革深化的冲击，“底部波动、缓慢复苏”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初期阶段的明显特征。
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t望》：具体而言，2014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李雪松：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二是企业的资金成本，比如说贷款利率很高、劳动力成本很高、物流成本很高。另外，由于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情况下，使得人民币升值及资本价格上涨的压力加大。三是部分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比较高，而且最近一两年债务增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长下去，政府负债水平很快达到不可持续的状态。四是农民工用工荒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状况并存。五是土地、水、大气等污染问题凸显，影响大众健康。
另外，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像温州、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带来了潜在的坏账和债务违约的情况，加剧了银行的风险。
外部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
《t望》：有国际组织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今年，而且增长动力更多来自发达经济体。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金柏松：事实上，相关机构在作出上述预测分析时也提示了人们要关注2014年世界经济存在的不确定性。
首先，2014年美国还将讨论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如果可以大幅提高，“一次到位”，则有利于加快美国经济复苏；如小幅提升，国会多次讨论以至于纠缠不清，则将削弱复苏势头。
其次，如果2014年再次出现贸易增速慢于经济增速现象，则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全球物价还将下跌，新兴经济体中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将持续偏冷，全球通缩问题有可能浮出水面。
再次，尽管日本政府声称已为从明年4月1日起提高消费税做好了准备，将投入5万亿日元扩大财政投资，并出台一些结构改革措施，但效果如何尚难确定。
最后，如果美国正式开始退出量化宽松，如果这一过程过急、过快的话，有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t望》：今年，新兴经济体的表现的确不如前几年活跃，不知明年的发展态势会否发生改变？
谷源洋：自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困境，新兴经济体虽同样受到冲击，但整体经济形势强于发达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牵引力量。
然而近两年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短板”显现，并受到来自外部的多重冲击，加上通胀率高、利率高，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客观而言，新兴经济体“走下坡”既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也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更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发达国家转嫁危机。但新兴经济体不会一蹶不振，“南升北降”态势虽放缓，却仍难以逆转。
一方面，虽然2013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升，但未来的经济复苏道路依然面临种种“悬崖”。
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潜力条件看，新兴经济体家庭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雄厚、外债水平较低、对内和对外投资潜力大、工业化提速、收入增加、购买力上升和创新能力趋强、存在减息空间和推行财政刺激政策余地，通过有针对性的深化改革，能够应对和抑制住“南快北慢”变化速度放缓的局面，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向前发展。
有观点认为美联储最终退出QE将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使新兴经济体“雪上加霜”。但实际上，美联储退出QE将是一个渐进的、分阶段的较长过程，因而新兴经济体有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当今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已不同于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时的状况，因此美联储退出QE并不是新兴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必然条件。
稳中求进仍是总基调
《t望》：放眼2014年，国家宏观调控应当把握的重点是什么？
王军：201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仍将是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控风险的关系，在“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上下功夫，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还将是应对和防范经济下行乃至失速风险，确保稳增长的实现。预计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仍将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将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供给侧管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优化供给结构；重视从供应端建立长效机制，有效抑制通胀及管理通胀预期，逐步破解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不断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建立城镇多层次的居民住房供应体系。
二是更加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将更加强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强化财政政策的针对性，着力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三是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将继续增加对于科技创新的投入，培育整个国家的创新精神。
四是更加注重扩展海外投资。将重点考虑与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或通过投资、风险勘探及技术合作等方式增加海外能源资源供应。
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基调不会改变，既会保持定力，也会精准发力，强调预调微调。从确保经济运行不突破下限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力度不大，持续性、自主性不足，2014年仍需重视和防范经济增速出现反复、再次下滑的风险。换言之，稳增长既是短期任务，也是中长期重要任务，稳增长是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的前提和基础。这需要货币政策给予必要的配合和支持。但从确保通胀不突破上限的角度看，未来一个时期物价反弹压力开始加大，货币政策又不能过于宽松。
李雪松：鉴于外部环境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国内综合成本不断上升，明年中国应继续实施扩大内需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第一，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调整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第二，要以制造业梯度转移和产业承接为契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端制造业投资，特别是一些有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和服务业投资。第三，由于国家将要推出新型城镇化的国家规划，所以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第四，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契机，优化投资主体，最大限度利用民间投资。
积极培育消费新热点，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对消费的补贴，过去比较偏重于补贴生产者，包括过去的“家电下乡”和这一轮的“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者补贴比较偏重，以后更加偏重于直接补贴消费者。
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建议2014年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的机制。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一要以市场为导向，促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二要在制订标准、建立配套机制、营造创新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014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
12月13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
二、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要着力抓好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坚定不移化解产能过剩，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化解产能过剩的决策部署。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政府要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的硬约束，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要严惩重罚。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出路是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政府要做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等工作。强化激励，用好人才，使发明者、创新者能够合理分享创新收益，打破阻碍技术成果转化的瓶颈。
三、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
四、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制定政策。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使自然条件不同区域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以各地发展为基础。扎扎实实打好扶贫攻坚战，让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不断好起来，贫困地区要把提高扶贫对象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扶贫工作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抓住重点，提高精准性、有效性、持续性。
五、着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要继续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统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切实做好改善民生各项工作。把做好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化解产能过剩中出现的下岗再就业工作。努力解决好住房问题，探索适合国情、符合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住房模式，加大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做好棚户区改造。特大城市要注重调整供地结构，提高住宅用地比例，提高土地容积率。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生态的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加强源头治理，把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六、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保持传统出口优势，发挥技术和大型成套装备出口对关联行业出口的带动作用，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扩大国内转方式调结构所需设备和技术等进口。注重制度建设和规则保障，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稳步推进投资协定谈判。营造稳定、透明、公平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提供对外投资精准信息，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
投资注重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
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民间投资将较大幅度上升
文/《t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国家统计局12月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9.9%，第三产业投资金额和投资增速都高于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比第二产业快4.2个百分点。1～11月，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2%，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达到63.5%。
对投资领域的积极变化，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的前提下，投资仍旧是推动中国经济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在经济总体保持平稳态势的前提下，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首要位置，是符合客观经济形势的最佳政策选择。尤其在不少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投资方向和投资领域的选择尤为重要。
对有观点认为中国应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从投资主导型转向消费主导型，范剑平认为，扩大内需，并不是说用消费这一驾马车取代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间，是协同关系而非取代关系。
更进一步分析，投资率的高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所决定。根据国内一些研究机构的结论，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储蓄率先上升后下降。在向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高储蓄、高投资是这一时期的固有特征。
以此测算，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大体会在2023年以后随着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慢慢下降。换句话说，在未来10年里，中国仍然处于高储蓄率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不把储蓄积极转化为投资，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和巨大潜力的浪费。
但投资方向和投资领域的选择亦非常关键。上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呈现积极变化，增速最快的三个行业全与服务业相关，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41.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38.5%，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长38%。
政府性投资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国家启动的以高铁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投资中，呈现出从生产性投资向生活性投资转变的趋向。比如铁路已经从过去主要建煤炭专用线和货运专用线转向客运专用线。被称为史上“最严格”大气治理计划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预计未来5年投资将达到1.7万亿元。围绕着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也有提速之势。《“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将带动万亿元投资。
这些领域的投资需求，既反映出了政府投资的转向，也为民间投资营造了巨大的空间。即使是过去一直被认为民间投资难以进入的铁路投资领域，在2014年数千亿元的投资计划中，中央有关部委也希望能够吸纳更多的社会投资参与其中。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三中全会的各项改革举措将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特别是对民间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他认为，2014年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会有一定的下降，外资进入将有一定幅度的上涨，民间资本的投入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多个研究机构预测2014年的投资增速将处于20%～21%的区间。
综合专家的观点，2014年投资领域总的政策取向是，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可以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使之更好地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优化结构服务。围绕着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投资既为稳增长贡献力量，又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十连增”后如何续写丰收
随着三中全会惠农政策的稳步落实，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的推进，制约粮食稳产高产的瓶颈逐步破解，马年丰收依然可期
文/《t望》新闻周刊记者管建涛
经历了春季东北低温春涝，夏季“南旱北涝”等频繁的自然灾害后，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依然实现大丰收，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十连增”，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提供了基础支撑，更为下一步改革的全面推进夯实了基础。
但部分农业专家认为，大灾之年夺丰收依然无法掩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欠账问题，特别是2013年部分粮食主产区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水利设施损毁严重，对持续增产带来严峻考验。
2014年，农业生产能否延续十年的丰产形势？
新型经营主体渐成农业主力军
2014年我国三农发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国家支持农业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产品市场扩张，比较效益的逐渐提高、农业生产结构不断改善以及科技发展等为未来农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刚刚结束的全国秋冬种面积大幅增加，小麦苗情较好，为2014年丰收开了个好头。占全国粮食产量七成左右的秋粮主产区，2013年粮增价升，提振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而且，新型经营主体渐成农业主力军，规模经营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以产粮大省黑龙江为例，全省规模经营土地面积已达三分之一，专业合作社超过4万个，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的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达到1000个左右，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保障粮食安全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全国来看，至2012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约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经营面积在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超过270万户。有关专家预计，随着大户、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将成为未来我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但鉴于基本国情，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不仅要推动土地规模经营，更要注重发展社会化服务规模经营，以弥补土地规模较小的弱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提醒。
水利欠账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经受了春季东北低温春涝、西南西北冬春连旱、夏季“南旱北涝”，以及东北华北粘虫、南方水稻“两迁”害虫等多重考验，仍然取得连续十年增产的成绩，实属不易，也表明农田抗灾能力在提高。
但不可否认，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有很大欠账，特别是2013年夏秋季节东北地区发生特大洪水，各类水利设施水毁严重。从黑龙江省的情况来看，2013年入汛以来，39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其中嫩江、松花江发生了1998年以来最大洪水，黑龙江发生了1984年以来最大洪水，同江至抚远段发生了超过100年一遇洪水。堤防工程遭受重创。
据不完全统计，洪水期间，黑龙江、嫩江、松花江干流沿线91段堤防共出现险情9727处，总长度868.96公里，占堤防总长度的14.6%，农作物受灾面积近4000万亩。
记者在黑龙江垦区291农场的一处排水泵站看到，出水口的水泥已经严重脱落。农场水务局局长孙敬国说，严重洪涝灾害一度导致全场八成以上耕地受淹。这里的泵站是1975年安装的，已经38年没有换过，抽水量小，还浪费电，亟待更新改造。
从东北地区的水利基础设施来看，部分农业干部介绍，对水利设施并不是没有投入，问题是投入零散，这投一点儿，那投一块儿，完全是撒芝麻盐的方式。水利设施欠账是制约2014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农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综合配套改革破解发展瓶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农村改革又到了新的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还得靠改革。要着力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郑风田看来，中国农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认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也进入了高投入、高产出的阶段，新型经营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但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业金融仍然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
2013年4月，国务院部署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确定黑龙江省先行开展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全国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趟路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积累经验。《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涉农资金整合方案》已于近日印发，将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的77项相关涉农资金，分类整合为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社会发展、扶贫开发三大类“打捆”使用，以期逐渐破解制约当前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农业专家认为，随着金融、水利、土地制度等一系列农业、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尤其三中全会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等改革举措的逐步落实，制约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低效、污染、资金不足问题将会陆续得到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发展的道路将会越来越宽阔。如果没有特别大的自然灾害，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将依然向好。
物价或现温和上涨
经济向好，以及今年较低的物价基数，将推高明年的物价涨幅
文/徐连仲
从当前形势看，2014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价格平稳运行有良好的宏观环境基础，但综合宏观、微观影响价格运行的因素来看，2014年价格上涨的压力将有可能大于2013年。综合各方面因素，总体判断2014年CPI涨幅将在3%左右，很有可能略超过3%，但总体上仍处于温和上涨区间。
经济向好抬升价格运行底部
展望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将进一步加快，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将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上海自贸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将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首先，投资需求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随着城镇化建设、棚户区改造、城市地铁、城际间铁路建设的加快，明年以国有投资为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国家打破行业垄断，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营改增试点，减轻小微企业负担等多项政策措施大大激发了民间企业信心和投资热情，三季度民间投资止跌趋稳，特别是东部地区民间投资恢复上升势头。预计明年，束缚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将进一步移除，市场信心将进一步增强，民间投资热情将进一步激发。总的来看，明年投资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其次，消费增长速度将稳中加快。今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3.0%，为近10年来最低增速，但这是在前几年实施的家电、汽车节能补贴政策和“家电下乡”政策在今年相继结束，国家实施厉行节约、遏制公款消费措施等因素影响下的结果，较低的基数给明年消费增速的提升提供了更大空间。明年，随着政府进一步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消费信心将有所增强，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娱健身、网络服务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的逐步形成将推动居民消费增速加快。
第三，出口实际增长将与今年基本相当或略有增加。今年，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均出现微弱好转迹象，而明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好于今年。但欧洲和日本的复苏主要依赖于出口的增加，这将加大与我国出口的竞争，加上各国非贸易壁垒增加、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等因素，明年我国出口难以有大的起色，预计增长率与今年大体相当或略快于今年。
农产品价格将保持稳中上涨趋势
今年以来，食品价格对CPI的影响比上年有所减弱，而从食品构成的主要品种价格变化来看，预计明年食品价格对CPI的拉动作用将大于今年。
粮食价格将保持稳中略涨态势。今年，我国粮食有望实现“十连增”，加上国际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丰收，明年粮食乃至食品价格稳定有较好的基础。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机械灌溉、收割成本的增加，人工投入成本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提高，以及粮食与其他农产品比价效应等因素，都将推高粮食价格，预计明年粮食价格将继续保持稳中略涨的势头，涨幅与今年基本相当。
农副产品价格继续上涨，涨幅可能大于今年。首先，猪肉价格涨幅将扩大。今年前11个月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仅仅上涨0.1个百分点，这也使得明年上半年猪肉价格同比基数较低。根据以往猪价变化规律判断，2013年5月应是本轮猪肉价格的底部，目前猪肉价格已经进入新一轮上涨周期。此外，由于饲料、人工、防疫等成本的上升，牛、羊肉等替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也将使得猪肉价格的底部不断抬升。因此预计明年猪肉价格涨幅将高于今年，将推升食品价格涨幅。其次，蔬菜价格涨幅可能扩大。今年前11个月，蔬菜价格同比上涨8.6%，明显低于近5年蔬菜年均12.6%的涨幅。这一方面归功于近几年菜篮子工程的持续建设和加强以及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也由于今年气候因素帮忙，没有出现大的灾害，且今年冬天气候温暖，11～12月份菜价环比出现连续下降。由于农产品价格的蛛网效应，今年蔬菜价格涨幅相对较低，农民种植蔬菜收益相对减少，即使明年天气条件与今年相当，蔬菜价格涨幅扩大的可能性也较大。
服务和居住价格将推升涨幅
由于产能过剩、供过于求，从2012年3月开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由正转负，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今年前11个月，PPI同比下跌2.0%。但从今年6月份开始，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国内需求有所回升、工业生产加快等因素的作用下，PPI同比降幅持续缩窄。预计明年PPI降幅将继续缩小到0.5%左右甚至可能实现转正，从而将会缩小对工业消费品向下的拉力甚至可能会转而拉升其价格涨幅。
此外，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将继续拉动服务价格刚性上涨；受房价上涨的影响，房租、建材等价格呈上涨趋势，将进一步拉动居住价格上涨。
综合工业消费品、服务、居住项目价格变化因素合计，预计明年影响价格总水平的作用也将大于今年。□
财税改革增强发展活力
营改增的积极成效已经显现，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要继续抓好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文/《t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焦思宇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改革无疑是2014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
从2014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将纳入营改增试点，至此交通运输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营改增的试点范围正朝着有序扩大、政策进一步完善迈进。
这不仅会减轻交通运输业总体税负，促进流通行业发展，还将推动全国范围所涉及行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进一步降低，使这一重大改革的红利持续显现。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t望》新闻周刊分析认为，随着营改增的持续推进，中央和地方在财税方面的分配将会进行调整。
在他看来，目前比较适宜作为地方税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增值税方面，需要提高地方分成的比例，而消费税则应配置给地方。除此之外，三中全会提出，中央出台增支政策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原则上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调节。同时提出要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这将会大大减少地方的“跑部钱进”冲动，给地方财力以更大的自主权。而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这些都将减小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营改增的试点和扩围已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推动了服务业发展，促进了结构调整，增加了社会就业。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营改增试点推进以来，前10个月共减税939.65亿元，全年减税将超过1200亿元。有关部门曾经测算，将增值税推广到全部服务业，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预计减税9000亿元左右。这也就是说，未来减税仍有较大空间。
有学者担心，随着政府支出负担的加重，增税是必然的选择。但从三中全会“稳定税负”的要求看，税收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要保持同步，完全可以打消疑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改革倾向是要增强经济的活力，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其中的主要举措便是借助于结构性减税降低法定税负以带动企业的发展，进而扩大税基，真正实现“放水养鱼”。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财税改革的方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根据“五位一体”总布局、总要求，在保持宏观税负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职能作用。这将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具体到2014年，部分已经开始推行的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预算的全面规范、公开透明仍是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政府预算改革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牵引。消费税改革也有待进一步推进，要进一步发挥消费税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的调节力度。资源税改革的步伐也需要加快。□
推进人的城镇化路径
新型城镇化要力避单纯“经营城市”的错位做法，围绕着“人”的城镇化推进一系列改革
文/聂高民
尽管我国的“城镇化率”统计数字已达52.27%，但实际上，户籍农民真正大规模城镇化只能算初始。我国第一产业比重仅占GDP的10%左右，但户籍农民仍占到总人口的65%。即使目前总人口不再增长，未来至少仍有5亿农民(含现有农民工)要成为城镇居民，相当于今天城镇居民翻番。
城镇化严重滞后是诸多结构失衡中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性牵制。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高速进程，历史留给我们推进城镇化的回旋时间已经紧迫。
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化”人方式，不能采取一次性砸毁二元堤坝方式，应通过加快分流放水的改革办法。
力促城镇化“拐点”出现
城镇化的“拐点”，标志是农民工总数量由上升开始转为下降。即每年城镇接纳落户的农民转市民数量，开始大于新增加农民工数量。这个拐点目前还未看到。数据显示，2012年农民工数量仍然增长4%。一些地方以城镇化为名，行扩建新城的冲动，和真正的城镇化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相干。
在“人”与“城”的关系上，应明确一个逻辑次序，要先有“化”人，后有扩城。离开“化”人的因素，“城镇化”就可能成为只“圈地”、不“化”人的幌子。当然，没有城镇化过程也仍然有城市建设，但若混淆城市建设与城镇化的不同性质，后果就很严重。
在推进“人”的城镇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把握好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规划引导和市场决定相结合。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向应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基础规律。也就是不能脱离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劳动力流向，逆市场设计城镇布局。在此基础上，城镇化确实需要政府规划引导，城镇布局引导，劳动力流向引导，提供公共服务引导。形成规划政策引导，市场内生动力推进的城镇化总格局。
二是要区分农民工存量数和增量数。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市民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上作了分层布局，按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四种类型进行了分类设计，突出了中小城市发展，城市均衡布局的城镇化理念。全会决定的总取向是对城镇化、市民化的促进，是对户籍制度加以改革的推动，特大和大中小四种城市类别只有市民化门槛高低之分，但不是“开门”与“关门”之分。
特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十分必要，但并不等于对已经承载的农民工户籍关门了事。已经承载的农民工数量，本来已经是该城市“人口规模”的存量部分，控制人口规模绝不是要把已成为存量规模的农民工都赶走。特大城市资源承载力必须考虑，但对已经承载着的正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存量，不是已经成为资源承载和就业的存量了吗？为此，特大城市户籍改革门槛可以提到很高，但不是高不可攀的关门状态。
多措并举“溶解”二元身份
农民从进城务工到迁移落户，是我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也是各国城市化的主要路径。这条路径的关键环节是要接纳务工居住农民在城镇落户，公平享有城镇居民待遇。
农村就地城镇化则是另外一条路径，但这需要具备条件。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中村、城边村最具备条件，应在保障农民财产收益基础上，及时变村民为市民，不应该拖到城市包围了农村，城中村还是农村形态，农民还是农民身份。东部有的大城市郊区，主要靠工业和三产，“农民”富裕程度不次于城市，也可探索依存所属城市直接转化为城镇人口，使其水到渠成。
农村就地城镇化，如能把农民财产收益通过一定财产组织形式转化为工商资本进城，往往更加成功。但是，就地城镇化是在必备条件下形成的，不可能成为城镇化所依存的主要途径，不可作为“模式”套用到广大农村地区，更不能代替城镇农民工的户籍改革之路。
不管以何种方式推进城镇化，破解二元结构和溶解人的二元身份都是主要目标。在破解二元结构方面，只有到城镇户籍率超过70%时，作为体制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才能被彻底拆除，实现城乡之间的迁徙自由，要素交换顺畅。在这个过程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支持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就十分重要。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互为依存，也互为支持。离开了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就成了固化的静态城乡结构，也就不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而离开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进程既不会顺利，也不能解决过程形态中的城乡关系统筹。
在溶解人的二元身份方面，相比于“地”的二元问题的复杂性，“人”的二元问题可以找到清晰的破解路径。
首先，加快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这是主要举措，也就是城镇化的核心。其次，对于暂时还不能落户的在城农民工，要稳步提高其保障水平、增加合法权益，渐进缩小与城市居民的保障与福利落差，也为户籍改革渐进积累条件。再者，对于在乡农民，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核心，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构建新型农业体系，提高农民收入，遏制城乡差距扩大。
完善设市强镇措施
为适应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的设市标准、等级标准、事权标准不能长期固化，必须有适应城镇化进程的调整机制。宜以吸纳人口为主要标准完善设市强镇措施。
我国的城镇等级制度已脱离了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变化，长期依存行政等级制度，不能适应未来城镇化趋势。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需要加以创新。为什么一个工业镇产业和人口已达城市规模，还只能是低于所在县市的行政级别和管理权限？未来改革要有新思路，就是把行政辖区管理的上下级概念与城镇本身的行政级别和管理权限分开对待，使辖区行政上下级不等于行政级别高低，以建立适应城镇化发展的现代治理理念。
不仅如此，还需要有推进城镇化的全国统筹机制。基于农村外出务工的全国性大流动，主要是西部地区农民工流向东部打工，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工作与户籍分离，工作与社会保障分离的东西格局。西部农民工贡献了东部的工业化，但仍由西部户籍地负担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养老。在重点解决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合过程中，东部地区应该多承担容纳外地农民工落户的责任，不能只看到本地户籍的农民。
目前看，仅由地方主要是城市政府各自管理本地农民城镇化显然有重大局限。要加强人口迁出与迁入的联动管理，重点健全东部和西部之间城镇化的统筹协调机制。应完善相应的公共财政体制，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市民化挂钩机制，加大中央政府对于跨省迁移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全国也需要必要的组织统筹手段，加强涉及跨区域流动劳动力实现城镇化的全国性协调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