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预判2014年中国经济
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分别达到7.7%、7.5%和7.8%，考虑到四季度的实际表现，可以说完成年初制定的预期目标已无悬念。
尽管这一速度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平均水平显得偏低，但环顾全球，7%以上的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领先。
需要提及的是，这一速度的背后是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产能过剩依然严重、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等“内忧”，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外部市场不断萎缩、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等“外患”的双重压力。
为筹谋更长远的持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改革的总体部署，改变唯GDP论的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真正实现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放眼2014年，能否按照既定的改革蓝图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国经济又将何去何从？《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多位知名专家，梳理预判新的一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受访专家名单：(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波：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
王 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金柏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聂高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王仁贵 李绍飞 实习生焦思宇
经济增长具备诸多积极因素
《瞭望》：12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复杂严峻局面。但同时也强调，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具有不少新的有力支撑和难得机遇。那么，当前经济运行中究竟存在哪些积极因素？
王文波：一是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的阶段，这是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最大基本面。未来，新型城镇化有望在改革深化的情况下明显加快，特别是一些农民工将会以新市民的姿态重新进入城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增加不同类型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商品，直接推动服务经济部门的增长。工业化信息化高度融合，将会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较为成熟的工业生产体系和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将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二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措施将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特别是随着关于加快铁路建设、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信息消费、城市基础设施及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和配套政策措施的逐步出台落实，相关项目建设将直接形成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点。与此同时，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的多项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内生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三是企业预期和信心改善有利于企业生产和投资的基本稳定。新一届政府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更加注重改革转型的发展理念充分汇聚了社会各界最广泛的共识，社会预期趋于稳定，发展信心趋于增强。
四是企业在政府引导下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三季度以来，地方政府把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调结构的动力，利用市场倒逼机制，积极引导和扶持企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在市场的压力下，不少企业主动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呈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
张立群：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一阶段存在的突出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这一阶段，不存在市场需求增长潜力的枯竭，也就是说内需增长潜力很大。
其次，技术、人才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条件比较充分。尤其是在对外开放背景下，与国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技术供给能力，促使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尽管发生了危机，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条件。相反，新一轮世界格局的调整可能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契机，这对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带来了机遇。
聂高民：最大的利好是对改革部署的落实。例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国务院就立即召开了抓落实的会议，检查今年的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且还分了类，大致上包括：已经完成的、正在进行的、还未推行的，这是在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此外，国家还计划成立专门负责改革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以确保改革措施的落实和推进。
王文波：此外，明年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是服务业有望加快发展。预期社会对金融服务业和教育、医疗卫生等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将会快速增加，现代电子技术、物流技术等带来的购物模式的变化也将促使网络购物及其相关新兴服务业的高速增长。
二是借助于政治周期，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的可能性大。2013年，各地纷纷制定了比较高的发展目标，但囿于主客观原因，完成情况不甚理想。而2014年作为十八大召开之后的第二年和“十二五”规划的第四年，各地会集中更多的资源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投资规模将会扩大，增速也有可能呈加快态势。
三是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尽管上海自由贸易区偏居华东一隅，但其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不可低估，不仅可以提振信心，更可以在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况下带动部分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从而带来相应的增长。
经济追求合理增长
《瞭望》：从目前公布的多方预测来看，一些观点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比今年进一步回落，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2014年将是中国全面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将是近20年来政治、社会、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
一来，改革将会产生强烈的经济外溢效应，特别是对于政府消费与政府投资的影响尤为突出。
二来，三中全会公布改革决定之后已引发社会大讨论，引发社会预期的重构和社会信心的调整。不同群体对于三中全会决定的不同解读仍然有一个向共识聚集的过程。
三来，改革在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与经济利益的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财税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会福利体系的全面重构都会对现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带来根本性的冲击，短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较为明显，而改革带来的投资空间的释放以及市场信心的重振也会有一个过程。
此外，2014年也是世界经济步入“宏观政策逐步常态化、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调整与大过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联储QE政策的退出将标志着全球非常规货币政策与超常的危机管理政策将向常规化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系在经济疲软中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将全面启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也将步入关键的深化期。这将导致在短期内，世界经济必定受制于宏观政策常态化、结构性改革深化的冲击，“底部波动、缓慢复苏”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初期阶段的明显特征。
中国经济的大改革与大转型，世界经济的政策大转型与大改革，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力量的轮转这三大力量决定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底部修复”的运行特征。
《瞭望》：具体而言，2014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李雪松：一是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二是企业的资金成本，比如说贷款利率很高、劳动力成本很高、物流成本很高。另外，由于贸易顺差持续上升，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情况下，使得人民币升值及资本价格上涨的压力加大。三是部分地方政府负债水平比较高，而且最近一两年债务增长速度比较快。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增长下去，政府负债水平很快达到不可持续的状态。四是农民工用工荒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状况并存。五是土地、水、大气等污染问题凸显，影响大众健康。
另外，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像温州、鄂尔多斯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带来了潜在的坏账和债务违约的情况，加剧了银行的风险。
外部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
《瞭望》：有国际组织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今年，而且增长动力更多来自发达经济体。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金柏松：事实上，相关机构在作出上述预测分析时也提示了人们要关注2014年世界经济存在的不确定性。
首先，2014年美国还将讨论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如果可以大幅提高，“一次到位”，则有利于加快美国经济复苏；如小幅提升，国会多次讨论以至于纠缠不清，则将削弱复苏势头。
其次，如果2014年再次出现贸易增速慢于经济增速现象，则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全球物价还将下跌，新兴经济体中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经济增长前景将持续偏冷，全球通缩问题有可能浮出水面。
再次，尽管日本政府声称已为从明年4月1日起提高消费税做好了准备，将投入5万亿日元扩大财政投资，并出台一些结构改革措施，但效果如何尚难确定。
最后，如果美国正式开始退出量化宽松，如果这一过程过急、过快的话，有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瞭望》：今年，新兴经济体的表现的确不如前几年活跃，不知明年的发展态势会否发生改变？
谷源洋：自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陷入困境，新兴经济体虽同样受到冲击，但整体经济形势强于发达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牵引力量。
然而近两年来，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短板”显现，并受到来自外部的多重冲击，加上通胀率高、利率高，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客观而言，新兴经济体“走下坡”既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也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更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发达国家转嫁危机。但新兴经济体不会一蹶不振，“南升北降”态势虽放缓，却仍难以逆转。
一方面，虽然2013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升，但未来的经济复苏道路依然面临种种“悬崖”。
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潜力条件看，新兴经济体家庭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雄厚、外债水平较低、对内和对外投资潜力大、工业化提速、收入增加、购买力上升和创新能力趋强、存在减息空间和推行财政刺激政策余地，通过有针对性的深化改革，能够应对和抑制住“南快北慢”变化速度放缓的局面，继续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向前发展。
有观点认为美联储最终退出QE将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使新兴经济体“雪上加霜”。但实际上，美联储退出QE将是一个渐进的、分阶段的较长过程，因而新兴经济体有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当今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已不同于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时的状况，因此美联储退出QE并不是新兴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必然条件。
稳中求进仍是总基调
《瞭望》：放眼2014年，国家宏观调控应当把握的重点是什么？
王军：201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仍将是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和控风险的关系，在“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上下功夫，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还将是应对和防范经济下行乃至失速风险，确保稳增长的实现。预计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仍将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将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更加注重供给侧管理。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优化供给结构；重视从供应端建立长效机制，有效抑制通胀及管理通胀预期，逐步破解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不断完善保障性住房制度，建立城镇多层次的居民住房供应体系。
二是更加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将更加强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强化财政政策的针对性，着力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三是更加注重科技创新。将继续增加对于科技创新的投入，培育整个国家的创新精神。
四是更加注重扩展海外投资。将重点考虑与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区，或通过投资、风险勘探及技术合作等方式增加海外能源资源供应。
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基调不会改变，既会保持定力，也会精准发力，强调预调微调。从确保经济运行不突破下限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力度不大，持续性、自主性不足，2014年仍需重视和防范经济增速出现反复、再次下滑的风险。换言之，稳增长既是短期任务，也是中长期重要任务，稳增长是调结构、促改革、控风险的前提和基础。这需要货币政策给予必要的配合和支持。但从确保通胀不突破上限的角度看，未来一个时期物价反弹压力开始加大，货币政策又不能过于宽松。
李雪松：鉴于外部环境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国内综合成本不断上升，明年中国应继续实施扩大内需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第一，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调整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第二，要以制造业梯度转移和产业承接为契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端制造业投资，特别是一些有需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和服务业投资。第三，由于国家将要推出新型城镇化的国家规划，所以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第四，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契机，优化投资主体，最大限度利用民间投资。
积极培育消费新热点，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对消费的补贴，过去比较偏重于补贴生产者，包括过去的“家电下乡”和这一轮的“宽带中国”战略，对生产者补贴比较偏重，以后更加偏重于直接补贴消费者。
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建议2014年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的机制。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一要以市场为导向，促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二要在制订标准、建立配套机制、营造创新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等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